控制者在完全删除这些识别符，且并不实际知悉该信息可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相结合用于识别信息主体时，信息视为已被安全地匿名。
公共性要义则为该类立法国家、公民、社会之作用对象指明了方向。基于体系化、公共性这两类规范视域，可将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载体目的定向为保障法，并将其作用对象目的确立为公共文化社会共治。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为平等实现、满足公民基本文化权利需求，政府主导下联合相关基金会、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基于公共财政，通过公益文化单位，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及相应服务。[36]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价值目标也需要通过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法律规范而实现。作为一类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共享式文化形态，其往往区别于经营文化，强调由政府基于自身公益捍卫者的地位，而保障实现人人创造、参与、享受文化，使公共文化显现出全面参与共享及非营利的公共性要义。则在日趋完善且文化产业市场调整机制不断成熟的大环境下，当如《保障法》之规范性文件名称设定般，审慎选择促进型立法模式来构建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法律规范。法的价值皆通过法律活动来实现，法律活动则与法律制度存在必然的依赖关系。
[30]公共文化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民众所创造，基于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度而能为相应民众所共享。保障型公共文化服务立法旨在满足公民普遍性基准文化权益，以实现其文化基本权利。根据权威机构的观点，该法所规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确保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又如，根据《环境保护法》第 55 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行政法的立法者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顺势而为，通过行政法机制来及时确定此类法外权利，规定当事人，特别是规定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权利的合理程序，将此类权利所具有的潜在破坏性控制在法律轨道之内，扬其善，遏其恶。前者所指向的客体是属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业的项目，而后者所指向的客体要广泛得多，除了项目之外还包括人事、财政等方面事项。从社会性许可权实践来观察，受到国家行政机关许可项目影响的直接利害关系人通常是某一社区或集体的复数意义上的公民。
他们依法授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从历史角度来分析，现代行政法上的私人公共利益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 C.F.V. 哥伯在 1852 年所著的《公权论》中提出，意指当个人与全体相结合时对国家具有的权利就是公权利，最主要的公权利是参政权，尤其是选举权[7]（P26）。
而比较可行的方法是由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来组织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表决权。二是就覆盖面而言，知情权不仅将覆盖国家行政机关考察、审查、许可和监督项目的整个管理过程，也将覆盖企业开发、建设、运行和结束项目的整个过程。虽然行政法律规定了企业排放恶臭硫磺的限度，但行政机关从来不会将控制气味作为其执法优先事项，因为气味对环境影响很微小[23]（P322）。在这里，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也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依据。
其中，申请人是积极提出要求，能促进被申请人实现或顺应自己要求的主体，即项目企业和对项目实施许可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政府主要追求便宜的政治和技术理性，企业主要追求经济理性，而社会公众偏爱社会理性。行政法需要规定该组织的产生程序、组成人员、法律职责等问题。四是表决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社会理性、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促进代际和代内公平，并不是为直接利害关系人要挟社会性许可申请人提供一件法宝。
因为社区居民的房屋所有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如果未经居民同意就落户建设，就是侵犯居民私有财产权的行为。从规范层面而言，被申请人所享有的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主要包括如下类型。
（一）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 所谓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是指，作为权利享有者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资格做某事或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是对社会性许可申请人主动作为的权利。而对于肩负多重职责的我国政府而言，这一挑战更显突出。
那么接下来需要论述的则是社会性许可权在行政法上的主要类型问题。如果没有赋予公众社会性许可权，如果没有给公众提供实质性学习和了解项目的机会，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同意那些影响其切身利益的企业项目——即使项目经过了国家许可。（二）社会性许可权是新兴权利 明确社会性许可权是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权利是从实质角度来分析其属性，而阐释其是一种新兴权利则是从形式层面来明确其属性。后者的义务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对项目承担行政许可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目前我国环境法等法律虽然规定了公民的申请权，比如，公民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得环境信息的权利，但这与笔者所指的申请权具有很大差异。由此，社会性许可权所对应的义务主体主要是享有公共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主体，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主体。
第二，获得不利决定的理由权。从属性上分析，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新兴权利。
虽然社会性许可权主要属于公共利益，但并不排斥或者否定其具有私权利特征。除了《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下文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下文简称《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7 条等法律规范都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规范依据。
社会性许可的被申请人是受到项目影响的各类利害关系人，既可以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即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项目径直影响的主体，比如，行政机关许可某企业在某居民区建造一个垃圾焚烧厂需要征用该居民区的房产和土地，房产和土地被征用的居民就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因为，特定社会公众行使社会性许可权的过程，就是对行政许可机关的监督过程，是他们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的过程。
如果社会性许可申请人通过协调、开听证会和交流会等形式取得了项目所在地直接利害关系人同意或默许，直接利害关系人没有通过对抗性手段来表示反对，那么就无需启动表决权。所谓机会，意指被申请人参与项目治理，行使各类社会性许可权的空间和余地，是一种资源。比如，直接利害关系人在行使表决权过程中，行政机关通过施加不当压力的方式暗示直接利害关系人服从行政机关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投票的行政机关确定具有特定议事能力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进行表决就不违反平等原则。
而对国家行政机关许可项目感兴趣的间接利害关系人，诸如各类环保公益组织，通常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了保障生态环境资源来主张权利。社会性许可权是不具有国家行政权力的、但受国家行政许可项目影响的社会公众——利害关系人——允许国家行政许可机关和企业实施某一项目的权利。
二、将社会性许可权纳入行政法具有充分的理据 笔者已从实质和形式两个层面揭示了社会性许可权的属性，并将它与环境利害关系人参与权和行政法上参与权做了区分，不难发现它是一种具有独立内涵的权利，但它目前仍然是一种法外权利。笔者所指的申请权不仅包括获得信息的申请权，而且还包括其他参与项目管理活动的申请 权，不仅包括向国家行政机关申请从事特定活动或要求满足某种需要的权利，而且还包括向项目企业行使该权利。
这就需要运用公法，特别是行政法上的私人公共利益理论。可见，行政法的立法者做出第一种选择是明智之举。
在横向层次，国家行政权力从国家行政机关向非政府组织，甚至公民个体转移。该宣言第 10 条规定，如果未事先获得有关土著人民的自由知情同意和商定公正和公平的赔偿，并在可能时提供返回的选择，则不得进行迁离。第四，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动议权指向对象是行政许可机关的法定职责或者项目企业的法定义务。
由此，行政机关或者项目企业可能会妨碍被申请人行使权利二是将社会性许可权与私人的私权利区分开来，即社会性许可权的主体在行使此类权利时候，需要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以保障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旨归，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滥用权利。
虽然这些治理模式名称各异，但它们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是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在纵向层面，国家行政权力向国际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转移。可见，《宪法》第 13 条规定的公民私有财产权也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依据。
行政法的立法者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顺势而为，通过行政法机制来及时确定此类法外权利，规定当事人，特别是规定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权利的合理程序，将此类权利所具有的潜在破坏性控制在法律轨道之内，扬其善，遏其恶。赋予受行政机关许可项目影响的各类利害关系人一系列权利，意味着无序和低效参与将转变成一种有序和高效的参与，也意味着各类利害关系人将以责任者和主人 翁的姿态参与到复杂项目的规划、选址、执行和操作过程中。
